本月，地鐵因為幾起社會事件而頻頻登上熱搜。4月8日，在上海地鐵1號線車廂，一男子因?qū)ν嚺丝蛯嵤┬则}擾被依法拘留；4月17日，在北京地鐵5號線車廂，一大爺因嫌棄鄰座男子衣著對其進行歧視性辱罵，一位女乘客站出來制止，“你要是不愿跟他挨著，就別坐這兒了，我愿意跟他挨著”，因為該男子多次辱罵乘客，擾亂乘車秩序，警方已對其作出行政拘留處罰。
相關(guān)事件造成了相當惡劣的社會影響，而作為事件發(fā)生地點的地鐵車廂也以不同方式再次進入了大眾視野。
《地鐵迷宮》（Kontroll，2003）劇照。
作為一種精密、高效且時速相對穩(wěn)定的交通工具，地鐵一直是許多城市打工人通勤的不二選擇。然而我們平時似乎很少留意到，相較于地上交通，在地面之下飛速穿行的這些封閉而擁擠的車廂究竟對人的行為與人際的關(guān)系意味著什么？
根據(jù)日常的乘車經(jīng)歷看，地鐵站廳與車廂內(nèi)部并非純粹的物理場域，它既連接起個體在不同日?？臻g的生活狀態(tài)，也是城市陌生人之間不停發(fā)生各種“互動”的潛在場所。除卻交通工具這一面，這一場域其實既是人與機器特定社會歷史關(guān)系的呈現(xiàn)，也是集體社會現(xiàn)狀與潛在社會情緒的縮影。有人在這里宣泄無法壓抑的情緒，有人在這里顯露日常形象的另一面……借助地鐵這一場域，我們或許能夠重新理解集體這個抽象的概念。
今天的這篇文章就從日常乘坐地鐵通勤的體驗談起，結(jié)合新書《通勤夢魘：東京地鐵與機器的人類學》（以下簡稱《通勤夢魘》）等作品，談?wù)劦罔F通勤的另一面。當沉默成為乘坐地鐵默認的最高禮儀時，車廂內(nèi)部陌生人之間的關(guān)系是怎樣的？為什么地鐵會成為諸多口角沖突和惡性社會事件高頻發(fā)生的場所？同為打工人的通勤經(jīng)歷又為何時常催生出的卻是不理解與疏離？其中充滿了看似互相沖撞的悖論，實際上模糊了沖突之下將人們裹挾其中的、日益加劇的共同的存在焦慮惡性循環(huán)。
“擠不上的早高峰”：作為通勤方式的地鐵體驗
“車廂永遠都這么擁擠，讓人覺得五臟六腑都快要擠破。每次到公司時，我早已精疲力竭。倘若有任何其他辦法，我絕不會搭乘如此擁擠的地鐵。但我別無選擇?！?/p>
——搭乘東京地鐵的通勤者，《通勤夢魘》
《通勤夢魘：東京地鐵與機器的人類學》，[美]邁克爾·菲什 著，孟超、桑元峰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5年1月。
每個在一、二線城市漂泊過的打工人，大概都會對早高峰的地鐵站印象深刻。
早高峰的地鐵站幾乎成了工作日常的某種隱喻。相較于地上交通，地鐵的行程時刻表相對更穩(wěn)定，也更少受到種種意外因素的干擾（除去因臨時故障導致的整體延誤），這也意味著人們更容易以某種慣性的方式匯入其中。畢竟，慣性帶來的是降低各種決策時刻的精神損耗。對于固定乘坐地鐵通勤的打工人而言，他們往往習慣每天早晨在固定時間、從一個固定入口匯入地鐵站，甚至習慣在固定的某節(jié)車廂的第幾個門前排隊等候。經(jīng)過一段規(guī)律停頓報站的路程之后，再陸續(xù)從各個站點的出口散開，爬上地面，開啟一天的工作。日復一日，都是如此。
《倫敦生活》（Fleabag）第一季 （2016）劇照。
相較于地上交通，在地下穿行的車廂是沒有景觀的。人處于車廂之中，除了黑壓壓的人頭之外，眼神都沒個落點。于是，這段路程真真切切成了無意義的過渡，除了通向最終的目的地之外，別無用處。當過程失去了被吸引和被感知的可能時，它就完全變成了一個需要忍耐的東西，而任何長久的忍耐或是在醞釀某次臨界的爆發(fā)，或是在沒有盡頭的過程中日漸磨鈍了感知的觸角。當人不再能覺察自己的存在時，也就談不上感知他人的存在。在這些時刻里，城市也連帶成了匿名的，就像美國作家蓋伊·特里斯筆下的紐約，那些日常與我們擦肩而過的人“似乎都沒有頭，沒有臉，也沒有個性”，只有握著掃描儀的手和同處一個車廂的腳。
更多時候，早高峰的地鐵并非一次就能順利“上壘”。人們互相推搡，趕在車門關(guān)上的前一秒擠上車廂。在車廂滿載率超過200%的情況下，車廂內(nèi)部幾乎是挨肩疊背的樣子，這時刷手機打發(fā)時間是毫無可能的，動彈不得的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隨波逐流”，和人群一起隨著車廂搖晃傾斜。
那些在起點站提早上車的乘客也許會幸運落座，而后在車廂內(nèi)的燈光下揉搓著惺忪的睡眼，沒過多久就在規(guī)律的列車運行節(jié)奏中昏昏欲睡，卻大多都能及時驚醒不睡過站。邁克爾·菲什在《通勤夢魘》中就這一現(xiàn)象詢問日本基礎(chǔ)設(shè)施歷史學家三戶佑子時，對方解釋稱，列車的節(jié)奏其實早已蝕刻在城市居民的身體里。在日復一日的重復活動中，通勤者們潛移默化產(chǎn)生了一種內(nèi)在的承諾感，克服種種客觀物質(zhì)限制以參與到集體之中，看似最終達成了一種集體性的規(guī)訓。
《地鐵》（Underground，1928）劇照。
然而，矛盾始終存在?！鞍ぜ绡B背的車廂讓人喘不上氣來，風扇卷起吹散了帶有洗發(fā)水、香水、肥皂味道的體香，也揚起了咖啡的余味、煙灰的臭氣、汗臭以及各種由壓力和腐爛產(chǎn)生的不可描述的氣味?！痹诜剖部磥?，這些存在于系統(tǒng)中的各種具體和抽象的矛盾始終與通勤者們?nèi)諒鸵蝗盏耐ㄇ谛袨榇嬖诼?lián)系與沖突?？此埔呀?jīng)約定俗成般地順暢運轉(zhuǎn)背后，在邊緣光滑的集體內(nèi)部實則涌動著各種相當復雜的情緒能量。
當安靜成為最高禮儀：車廂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認識所有與我一道通勤出行之人的面孔。當他們中有人連續(xù)幾天沒有現(xiàn)身時，我會開始擔心。當我再次見到他們時，我很想上前詢問他們是否安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但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這樣做?！?/p>
——搭乘東京地鐵的通勤者，《通勤夢魘》
當鏡頭拉近到具體每個車廂內(nèi)部，地鐵通勤同行者間的關(guān)系是微妙而特別的。
由于人們總在固定時間搭乘同一班地鐵，部分同行者的面孔并不會陌生。甚至可能在某天沒有如期擦肩時，還會引起一方一瞬間的內(nèi)心波動。但即便如此，這些熟悉的陌生人之間往往不會有任何進一步的社交互動。彼此間的關(guān)系充滿了不確定性，介于熟悉和不熟悉之間。在菲什看來，這種矛盾心理恰恰是通勤空間特征常見的外化表現(xiàn)，也是城市陌生人之間不期而遇的一面之交的典型特點。
《開往春天的地鐵》（2002）劇照。
為何在這樣的關(guān)系中，人們大多會心照不宣地對進一步的互動抱持抵觸？菲什猜測，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并不想讓自己暴露于彼此均感到往復循環(huán)、枯燥乏味的日常關(guān)注中，同時也不希望將這種關(guān)注強加于對方，甚至讓其感到不適而偷偷變更乘車位置。
不同于其他時段，早晚高峰的車廂中大多是獨行的通勤者。他們要么獨自倚在車廂某個角落，要么一言不發(fā)地坐在車廂座位中，大多數(shù)人幾乎都表現(xiàn)出有些疲憊的狀態(tài)。透過一張張面容，仿佛可以看到他們在工位前長期伏案工作，又或是下班后還不得不壓抑著情緒回復工作消息的樣子。
這時在飛速穿行的車廂中，“安靜”就成了某種隱形的交流方式，甚至成為乘坐地鐵出行的最高禮儀。菲什認為，這種禮儀實際上是一個被刻意保持的狀態(tài)，也可以理解為是在空間匱乏的情形下，通勤者自發(fā)為自身創(chuàng)造空間的一種方式。雖然這并非一個真實的空間，但身處其中的人都能覺察它的存在，且越是在車廂擁擠難忍時，越需要付出努力留出這種間隙。大多時候，它是車廂內(nèi)部乘客間互不打擾的默契，但在另一些時刻，不帶有情緒色彩的“安靜”與壓下發(fā)聲欲望的“沉默”之間的邊界并不總是清晰。
《門鎖》（2021）劇照。
此外，很容易被忽略的是，地鐵車廂內(nèi)對男性通勤者和女性通勤者的承諾在本質(zhì)上是不一樣的。對女性通勤者而言，這樣的間隙很可能為其中暗藏的性犯罪威脅提供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與車廂內(nèi)部始終彌漫著的男性性幻想跡象有關(guān)。詹姆斯·藤井（James A. Fujii）在《親密的疏離》中曾分析過一篇發(fā)表于1907年的短篇小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中年男性通勤者，他借擁擠的通勤車廂內(nèi)與女性接近的機會來激發(fā)自己的性幻想。這種奇異的熟悉感部分來源于與陌生人的反復相遇。
盡管針對女性乘客的性騷擾行為與地鐵車廂內(nèi)部空間特征之間的關(guān)系還未被廣泛承認，但其中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菲什調(diào)查了包括熟人和朋友在內(nèi)的多位女性乘客，她們普遍反映稱由于車廂通常過于擁擠，很多時候無法確定接觸身體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為之。在菲什看來，讓女性乘客傾向于保持沉默的并非她們無法確定行為的意圖，而是與車廂內(nèi)的這種“安靜”有關(guān)——“她們不確定打破車廂中的沉默后會有什么樣的后果”。
而事實上，這樣的擔憂并非憑空而來。
“同為打工人”：共同經(jīng)歷為何卻產(chǎn)生疏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東京，上班族如果要想證明自己的存在，自殺是再有效不過的方法了……通勤者自殺并不能成功地吸引人們對特定個體存在意義的關(guān)注，因為似乎沒人關(guān)注他人存在的意義。”
——邁克爾·菲什，《通勤夢魘》
以列車通勤歷史更為悠久的日本為例，同行通勤者個體生命的逝去有時也并沒有在人群當中激起漣漪。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伴隨通勤列車成為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重要支柱而來的，是東京地區(qū)激增的通勤者自殺現(xiàn)象。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頭十年的大部分時間，東京通勤鐵路網(wǎng)幾乎每天都有線路因通勤者自殺而整體延誤或暫停運營。然而，個體生命瞬時的結(jié)束非但不會激起什么漣漪，反而沉入了整個鐵路運行常規(guī)秩序的一部分。在聽到站內(nèi)播放“人身事故”廣播后，通勤者們大多平靜如常地接受這一變故，隨即開始從列車站臺出站換乘，又或向車站值班員索要“延遲證明”為自己的遲到交差。
《自殺俱樂部》（自殺サークル，2002）劇照。
菲什曾試圖在其中一次交通中斷期間詢問一些通勤者的感受，但他發(fā)現(xiàn)找到一個愿意交談的人遠比想象中困難。在和為數(shù)不多的幾位愿意分享感受的人交談過后，菲什發(fā)現(xiàn)上班族通常認為自殺的“總是上班族”。而其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班族如果想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在通勤高峰時段自殺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但這種行為卻激發(fā)了完全相反的效果，擁有相似經(jīng)歷的人們更加關(guān)注該行為造成的不便，而極少注意到生命消逝的個體的存在。
在因相關(guān)事故而被迫滯留的其他通勤者看來，軌道上的遺體與影視作品中無數(shù)生活困苦的工薪階層聯(lián)系起來——“他們要么工作失敗，要么與同事關(guān)系僵化，要么沒能扮演好一位父親或丈夫的角色”。這種認知邏輯回避了對打破沉默的當事人的具體處境進行感知，它維持著一個不存在相互關(guān)系的集成連接的集體。
于是，彌散在擁有相似經(jīng)歷的人群之間的是更為隱蔽的存在焦慮，它使得即便同處于一輛列車之上的人也無暇他顧。這讓人想起市川昆執(zhí)導的電影《滿員電車》中的場景，主人公諸川富美男是個新晉工薪族，他雖然意識到自己所在的系統(tǒng)是被操縱的游戲，但仍然在其中掙扎著想取得某種成功。在菲什看來，當系統(tǒng)龐大到無法改變，一種完全的絕望感就會使參與其中的個體與非理性現(xiàn)實緊密相連。而作為社會過剩的承擔者，通勤列車上的上班族們成了20世紀法國學者巴塔耶筆下的“被詛咒的部分”——“辛勤勞動、艱苦付出，最終卻被卷入通勤列車滾滾向前的車輪之下，而其他人則對他們的犧牲熟視無睹”。
《滿員電車》（満員電車，1957）劇照。
這樣的時刻里，任何理性的分析與借由既定思想框架達成的“理解”都顯得蒼白。菲什精準地指出，在這樣的世界里，人的思考已經(jīng)淪為一種思想觀念的奴隸，這些觀念看起來越是理性、越是自由，就越是容易匯入無法擺脫結(jié)構(gòu)性預設(shè)的反饋回路。相反，在那些認知邏輯暫時缺位的時刻里，個體重新回歸了自由落體狀態(tài)，而人的際遇也再次顯示出不穩(wěn)定性。那時，人們也許憑著感性把握的強度，反而作出了融入這個世界時的本能反應(yīng)。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北京地鐵5號線辱罵事件”，當被罵男子解釋稱自己都沒靠座位椅背，而大爺仍舊不依不饒時，一位女性乘客主動提出換座位，坐到了被罵男子旁邊。這一微小的舉動可能仍然不足以影響此類事件后續(xù)發(fā)生的概率，也注定會在這次公共討論的波瀾退去后同樣歸于平靜，但至少在事件發(fā)生的那一刻，人與人之間實現(xiàn)了一次真實際遇的短暫相遇，不是通過“理解”觸達彼此，而是通過某種共同的感受連接在一起。這一場景再次呼應(yīng)了2002年的影片《自殺俱樂部》中孩子們的心聲：要想真正地理解就得“像感受自己的痛楚一樣感受別人的痛楚……像承受自己的痛楚一樣承受別人的痛楚”。從這個意義而言，這或許提示了集體生活的另一些可能性。
作者/申璐
編輯/西西
校對/盧茜
